在最早的媒体场观看过《巢》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导演秦潇越是怎样一个人。这部电影是几乎不可能通过公共视野传播的，他就像是17年同样摘得FIRST纪录片大奖的《囚》一样，混乱忧伤又血腥甜腻。我一直在试图给导演定下各种标签，她是缺乏女性意识的，是严肃的，是像那些独立电影大拿一样对于国家对于历史都可以娓娓道来的，但当我在影展的最后一天终于可以和导演交流时，这些构想又全部被打破。在我询问她第一个问题时，她就直言这部电影她并不想涉及许多敏感话题，一切都只是生活本身，是记录的巧合。带着许多疑问以及怀疑，我们进入了今天的采访。（导演B站：秦潇越的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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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第一次关注到这个影片其实是因为张献民老师的《十荐》，是在什么情况下投给了他？
A：当时投给了很多电影节，但都石沉大海。十分巧合当时看到了这个活动，就也去尝试一下。张献民老师又是这个独立电影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希望能和他通过这部纪录片进行一次友好的交流。
但是针对张献民老师所撰写的长篇影评我其实也感觉很陌生，很意外，就像他不是在评价我的电影一样。他是以一种十分独特的剧情片的逻辑进入这部电影之中的。当然这可能也和这部电影的特殊性有关吧。这可能和大家想象之中的那些纪录片几乎都不一样。
它最开始的预设就是帮助一个青年找工作。但是在后面我是硬生生地被这个人物给拽了进去。拍到了他的困境，我的困境以及还有更为重要的这两者之间的混乱的产物，还有困境产生的原因。宗教，意识形态，家庭关系，欲望这些全都在复杂的产物之下。这可能也是人生所能经历的大部分困境，所以我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还是再去呈现出客观的态度，去探索人本身，但是完全没有政治或者说社会群体的考量。那些在我看来都不是太过重要。
Q：在看过您的其他作品之后，我更愿意把《巢》归结为意外之作，因为在其他影片之中无论如何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饱满情绪，而这部影片最后只能导向虚无，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影片诞生？
A：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特别无奈的过程。2016年4月15日是这部纪录片第一次进行拍摄，影片经过了7年的时光才让大家看到。这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自己是在一个备受煎熬的过程中进行制作的。
因为我一直在设想一定会有一个更向上的一个结局或者说终章，但是在这个人物，在这个家庭中我找不到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最直观的事实是，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心理压力大的时候，晚上我会做噩梦。其实它已经超出了我当时心理可以承受的程度了。
这个片子记录了房君睿四五年的时间。做一个片子，总有结束的一天。好像你要通过这四五年的记录去给这个人物和他的人生盖棺定论。可是房君睿的人生还有很长，我希望他的人生未来能够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当这个片子做了几年，都看不到我期待的方向发展而我又必须结束它的时候，我会想它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积极的力量没有记录到，那是否还有记录的意义？我现在觉得，记录痛苦，呈现痛苦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人需要被看见，这个是存在的意义。而且几乎所有人在这一生的过程中，都会有陷在这种困境中的情况。我们为什么会想要看积极向上的东西呢？因为我们在陷落的过程中，需要得到鼓舞。但我们常常忽略掉，呈现脆弱，对于备受煎熬的人来说就是一种拥抱。
Q：观看影片时，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您所拍摄的主人公在教堂的时候几乎不念唱词，并且在其中甚至还在憋笑，您在记录下这段的时候是怎么看待他的信仰问题？
A：我更加会倾向认为他是从一个文化层面来了解的宗教。就像我们去国外也会参观很多教堂之类的东西，而这是文化层面的好奇感。而针对影片来说我也不愿意大家从一个信或者不信的思路上来考量，我更愿意去理解成他们是在一种哲学层面来探讨这些宗教的问题以及人的生存。而在这些困惑之中，主人公在逐渐梳理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无所谓宗教，它只是为这个本就很复杂的叙事增添了一些哲学考量。
Q：您在影片之中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可以这样说没有您就没有这部纪录片，但没有王兵也会有《铁西区》，没有张赞波也会有《天降》，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介入的，这会对您的纪录片创作观产生影响吗？
A：有位导演跟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首先来说我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纪录片导演的认同感。我在做片子的时候也基本上不会考虑介不介入的问题。也不能这样说，但至少来说我不会去限制自己。
很多在拍的时候，是他们邀请我来对话，这个时候是几乎没有留给你反应时间的，我是主动又被动地介入了这部影片或者说他们的生活。但这是根本不可能剔除的吧，首先来说摄影机就是一个太不可控的东西，是因为镜头的闯入，早已灰心的父亲想要凭借镜头来改变儿子，换句话说是镜头让他们父子压抑的情感以及矛盾爆发了。这是我从进入到主人公的家门就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已经并且早就介入了他的，他们的生活。在上海，一个狭小的房子里面正在发生两件事情，一个是一对父子正在吵架，一个是一个人正在拍摄一对父子吵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
Q：很多不管是豆瓣上的还是first现场的都把您的还有《人间旅程》这两部片子当成一种纪录片中的剥削电影。这句话解释开来就是摄影机是导演的权利，然后他闯入了一个人，一些人的生活，把这个人的生活近乎肢解掉，把这个人的痛苦细致入微给拍了下来，您是怎么看的。
A：我并没有感觉我在进行剥削。比如说这个人物也并不是我主观选择的一个人物，他其实也是闯入了一个在当时并没有很多拍摄经验的一个年轻导演的生活之中。而我当时的阅历以及工作经验来说，我根本没法考虑我要不要介入，我是不是对他有影响，这些问题我当时都无暇顾及。但当拍了几年之后，我也会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很诚恳地在影片里呈现了我这种困惑。我就直接对主人公说每次来你家都会发生特别大的矛盾，那我们就先不拍了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在当时是想要终止掉这种介入，但他反而呈现出一种不舍。对于这些拍摄我想的是他可能理解成一种心理依赖，是一种在他这种处境下的人难得的关怀。
Q：是主人公不舍还是他的家庭中传递出不舍的态度
A：都有吧，所以我在谈我不接受剥削这种说法。因为他的父亲也在利用摄影机，他会在摄像机在场，在镜头面前说几句儿子，这样儿子可能会更能接受。而在母亲这里就更为直接，她就一直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只要你们来了，她的儿子就可以自己起床。他们也十分依赖相机这个道具的出现。
但这又是更为残酷的一件事情。我并不是房君睿的挚友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关系也只局限于一起在完成纪录片这一件事情，但当纪录片完成之后我肯定会离开他的生活。就像杨光跟房君睿的关系，当杨光也逐渐意识到房君睿并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的时候，他也会走出他的生活。被他称为天主派过来帮助他的两个人都选择离开，这个是十分残忍的事情。
Q：您在影片当中说“你修了这个碗”我就会来拍你，这是在合作还是剥削呢？
A：我当时应该是想要鼓舞他。但是他马上反击了我，他说你永远不可能通过我拍一个励志的向上的纪录片。我当时也被这句话震慑到了，因为可能作为一个导演来说你在拍摄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剪辑的思路，去所谓的解构，架构一个人。但是一个被拍摄对象他也会思考这个拍摄他的奇奇怪怪的人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就惊讶地发现，这个人洞悉了我的意图，然后狠狠踩灭了这个意图。现在对于我的创作来说这都是十分有影响的，我会更多地去考虑被拍摄者的一个视角，一个意图也会更加尊重这个被拍摄对象。
Q：主人公的父亲在影片开始时表达过对于影片的期待，大致意思是通过这部纪录片与社会达成交流。但是这部纪录片发展到后面确实没有能达到这个期待，相反的是还有许多针对主人公本身的指摘。更为联想一点里面的某些元素可能会导致主人公陷入到一种冥冥之中的政治风险。在这部纪录片在公共空间放映，并且拿到大奖之后，您有考虑过这一风险吗？
A：这个影片里面确实涉及了一些宗教以及政治的讨论。但我会认为这是父子之间正常的对话过程吧。当然我也有一个版本是把所有的可能涉及到的所谓的危险桥段都删去了。一个是我确实对于这些东西一窍不通，我怕我的剪辑带着某些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倾向性，第二个是我怕观众会认为我在这部影片之中有一些所谓的政治诉求。但这些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东西。我并没有任何的政治诉求，我只是感觉这是一场社会浮世图，而针对人物困境来说这又是完全不能缺少的，所以我最后又把这些内容完完整整地加了回来。
Q：您在摄制这部纪录片时经常会在恰到好处的时刻插播一段极富政治意味的影像或者声音，很明显这是有人刻意进行拍摄并通过剪辑来实现的，您的意图是什么？
A：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必须先说的是我从来没有把政治纳入到题材范围内，但这样说好像又不太对。但我拍摄纪录片都是从人物的视角出发，造成这个人现在处境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我所关心的话题，但我也尽量处理地小心谨慎。他最开始出现政治范围內的话，在我看来是比较幼稚的话语，所以我没有避讳地剪了进去，这也不是一个导演在表达什么政治诉求，而是一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话题。
但后面发展就不可控了。他们之间讨论的问题都是我闻所未闻，甚至可以这样说拍摄这部纪录片让我打开了自己的格局。我没有会想到他们会谈论这么多的政治话题，但这些对于导演来说又是不得不去记录的内容。
Q：您对于影片最开始的预设是什么？
A：我最开始是完全出自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就是通过拍摄一个郁郁不得志的青年，但是一直热衷于做文物修复，然后想通过这个纪录片给他找一个工作。但刚踏进房君睿家门口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种期待是完全落空的，我没办法做出那样的纪录片。之前的设想是一个十到二十分钟的一个小短片，完全没有想到最后是一个90分钟的长片。但这个人物就是这样，他是十分混乱的，是根本不可能通过一个很短的时长来理解这个人物，我十分怕观众对于这个人物不了解而妄加评判。
Q：在之前的映后qa的时候您的摄影师谈到要多帮助这种人，您也是这样想的吗？还是说您更愿意把这个人物体现为人类的一个共同结合，期待观众产生共情
A：我自己更希望的当然是可以跟他产生一点共情。因为帮助这个词吧，无论如何都会带着一些从上到下俯视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我们也不太可能通过这种人来什么号召社会云云吧，那是肯定做不到的。
摄影师当时特别紧张，我来给他补充两句吧，他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希望大家不要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指指点点上面，而是一种关怀吧。当然这样理解的人很多，前几天在酒会上，一个影评人就跟我说感觉这个人物在被你操控。我主观上不认可，但客观我真的也不太好说，因为记录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
Q：这次也看了您的首作，叫做《世界与我》，这让我想起川大学者何伟的《寻路中国》，但是不同的是《寻路中国》中的记述和您的比起来要更为危险一些，我的意思是说在他的书中采访到的人以及他本人的随笔会更政治化一些，而您的影片显得就更为真空，这是出于您的素材筛选还是素材本就如此？
A：我的素材本就如此吧。当时我刚刚从美国毕业，特别不安，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形象。拿着很小的相机，用着很小的声音，在跟很多很多的人聊天，拍照，摄影。第一部影片就是十分天真的感觉，我也会问一些很傻的问题，你的理想是什么之类的。包括在影片里那个想要造飞机的火车售货员，我也是很认真听完他的想法。这个片子已经10年了，我也会想着做一些回访，尤其是那个想造飞机的售货员，我现在运行的新项目《去哪安家》就可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回访。
Q：我还观看了您在上海封城时期所摄制的一部小短片，拍摄这个影片的时候您在内心是想做出来一部怎样的片子呢？
A：就是想要再好好看一下这座城市吧。小短片的情绪价值我感觉还是希望可以给当时的人们有一些微小的心理慰藉。我真的还是比较天真，对于很多事物都不了解。我不太会主动去拍很多会刺痛现实的作品，我其实更多的还是呈现给大家希望，除了《巢》之外我认为我的其他片子也都基本表达了我的这个态度。我想要鼓励大家去直接面对理想的生活，但现实如此残酷，是绝对不可能剔除现实进行论调的。
所以纪录片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可以近距离观察现实是什么，为什么有人没能过理想的生活，而这和物质的关系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之中的那么大。
Q：一个著名的放映机构cnex的标语是纪录片是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里，在您这里纪录片又占据怎样的地位呢？
A：纪录片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探索现实的方式，也现在逐渐常态化，变成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我现在对上海话特别敏感，如果现实生活中听到某一些片子里出现的上海话，我就会立马条件反射一样联想到对应的人物。剪辑《巢》是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是纪录片可以让我这样做到的，每次拿起相机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变成一个比较勇敢一些的人，充满力量，问很多不知所谓的问题。
《世界与我》里面我在上海的街头问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这种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话要怎么开口呢？但是镜头存在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我相信被提问人也会真诚一些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我，也不是镜头，而是镜头里面真实的自己。我一直坚信没有什么可以在镜头里面藏住，观众可以看出主人公的痛苦甚至作为镜头后面藏着的我的煎熬。摄像机不撒谎。
Q：房君睿看过《巢》吗？
A：看过，而且他看的是更为激烈的版本，我的这个版本的修改跟他提出的意见有一些相关性。看之前我让摄影师准备了摄影机来记录他的反应，但我心里也很害怕，害怕这部影片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他出奇地平静，给我点了几处吵架的镜头，希望我能删一点就删去一点。
Q：我也问您一个在您的首作中您问别人的问题吧，简直是一个好老套的问题啦，您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A：这是年轻人思考的问题啦，我感觉我已经没有那么年轻了。但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自己的生活吧。对于我自己而言对于世界的爱，对于生活的爱，对于朋友的爱都是不能或缺的，那就是自由和爱吧。Peace and love这样吧。
Q：问一个十分简短的问题，在现在这个影片制作已经结束的时间点，房君睿是您的朋友吗？
A：不是，同时也一直不是。我一直坚持拍纪录长片最好不要跟拍摄对象成为朋友。我感觉我正在制作的这部纪录片我完成得就比较好， 新制作的纪录片是关于一对夫妻的，她直接问过我关于朋友的这个话题，我可以正视并且坦然地进行解释了，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Q：有没有想过《巢》会拿到FIRST的大奖
A：完全没有。来FIRST之前我的愿望仅仅是可以顺利放映，这样我就很开心了。入围都感觉是我拍纪录片以来一个巨大的肯定。但在获奖方面我是完全没有考量的，一个老师跟我说入围你的实力是肯定没问题的，但得奖都是运气。所以我感觉也是自己运气比较好吧。我也感觉至少在《巢》这部影片里面是那种喜欢的特别喜欢，讨厌的特别讨厌。不过所有影片都会找到它的受众，这是我所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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